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




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

作者:Matthias Doepke, Anne Hannusch, Fabian Kindermann, Michèle Tertilt

来源:voxeu

许多高收入国家的政府正努力应对超低生育率带来的快速人口老龄化。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20多年来,生育率一直低于1.5,这意味着每一代人的规模都不到上一代人的四分之三;在韩国等东亚国家,生育率低于1;即使在生育率一度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美国,最近生育率也下降到1.6左右。

我们如何理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以及如何评估哪些措施(如果有的话)可能有助于在未来提高生育率?

从贝克尔开始,在解释生育选择的经验规律时,生育行为的经济学模型主要集中于两种主要观点:首先是数量-质量的权衡,人们越富有,他们就越会投资孩子的“质量”,特别是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教育。由于教育成本高昂,所以随着收入的增加,父母选择少生孩子。第二个主要观点集中在女性的时间机会成本上。根据这一机制,当女性工资高且工作的女性多时,孩子会显得更“昂贵”,因为抚养孩子和工作是对女性时间的竞争性使用。基于此,第一代生育行为模型能够解释几十年前在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经验规律,特别是在较为富裕且女性工作参与度高的国家,生育率较低。

新的生育事实

第一代模型所强调的因素在许多地方仍然适用,特别是在那些仍处于人口转型期的国家。然而,正如我们在对近期生育率经济学文献回顾后所提出的,第一代生育率模型的经典观点对于理解如今高收入国家的超低生育率几乎没有帮助,因为驱动该模型的基本事实在近期数据中不再成立。因此,生育率经济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系列新的因素驱动了生育率的许多可观察到的变化。

家庭-事业的相容性是生育率的决定因素

社会学的文献首先关注了生育率不断变化的经验规律,而后经济学开始加以讨论。为了解释当今高收入国家生育选择的新事实,研究人员必须考虑第一代模型所强调因素之外的新机制。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的近期相关研究凸显了一个共同主题:女性事业与家庭规划的相容性成为生育行为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

将女性事业-家庭的相容性与生育决定联系起来的根本变化是女性整体抱负和生活规划的转变。正如Claudia Goldin在最近研究中强调的那样,过去大多数女性认为事业和家庭是互斥的选择——实现其中一个目标意味着要牺牲另一个目标。如今,高收入国家的大多数女性都渴望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同时拥有家庭和充实的事业——而这不过是长期以来高收入国家大多数男性的现实状况。因此,女性愿望的转变反映了女性和男性整体生活规划的趋同。

根据新的生育文献,兼顾事业和家庭的愿望对生育结果有影响,因为不同国家在这两个目标的兼容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容易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国家,女性会在拥有事业的同时生育更多;在这两个目标冲突的国家,女性被迫做出妥协,导致生育的孩子更少,工作的女性也更少。

什么因素驱动事业-家庭的相容性?

在考查中,我们强调了促进事业与家庭相容的四个因素:家庭政策、父亲的协助、有利的社会规范,以及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把事业和家庭结合起来的最大挑战是照顾孩子的需求。如果女性最终不得不自己承担大部分的育儿工作,那么在有年幼子女的情况下,她很难或者不可能继续从事高要求的职业。一种常见的育儿替代模式是上公立或者私立的托班和幼儿园——如果托班和幼儿园被广泛提供,涵盖整个工作日,而且价格合理,那么有年幼子女的女性更容易继续工作,并因此更有可能拥有更大的家庭。

与这一直觉相一致的是,图3显示,幼儿教育的公共支出与各国的生育率和妇女就业都密切相关: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低于1.5),幼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很低。其他影响事业-家庭相容性的政策包括育儿假政策、税收政策和在校时间长短。

孩子也可以由父亲来照顾。数据显示,母亲花在照顾孩子上的时间远远多于父亲,但在许多国家,父亲的贡献在过去几十年里上升了。如果父母就是否多生孩子进行协商,那么父母之间育儿的分工会对生育决策产生直接影响。Doepke和Kindermann研究指出,最近的数据显示,只有当双方都有生孩子的愿望时,夫妻才有可能再生孩子;如果男性对抚养孩子贡献很小,女性就不太可能同意再生一个孩子,生育率就会很低。

与这一观点一致的是,图4显示了男性在育儿和家务上的贡献度,与总和生育率之间有很强的跨国相关性:在所有生育率低于1.5的国家(蓝点),男性承担的家务和育儿工作不足三分之一。

家庭内的生育协商机制,意味着家庭内劳动分工的更深层决定因素会影响生育率。这些因素包括如陪产假等家庭政策、关于母亲在家庭和工作场所角色的社会规范、工作准则,如在岗长时间工作的期望、以及是否有灵活性来处理突然的育儿需求,比如孩子生病时。

最后,事业-家庭的相容性也取决于劳动力市场条件。如果很难找到稳定、高薪的工作,失业率很高,父母可能会担心孩子出生后暂时的职业中断可能会变成永久性的中断。当理想的、灵活的工作很容易找到的时候,再生一个孩子就不那么令人担心了。

展望

对于担心超低生育率的决策者来说,新的生育经济学并不能提供简单、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社会规范和整体劳动力市场条件等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慢慢改变,即使是潜在的富有成效的政策干预,其效果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然而,生育率与家庭-事业相容性指标之间明晰的跨国相关性表明,超低生育率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它是一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政策、制度和规范的反映,对这些措施将如何影响生育率的新研究,有助于指明未来的方向,避免当前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人口逐渐减少的趋势。

*译文不代表本机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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